上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受國人冷遇已久的古代文化產品漸漸受到關注，比如：扎根清代宮廷的鼻煙壺。由於研究的推動，越來越多的公私收藏交流也逐漸豐富和活躍。拓寬了原有單一官方有限的理論認知層面，為全面深入地探究鼻煙壺藝術與斷代提供了更為翔實的研究條件。據調研結果表明，300年來，北京是世界上生產鼻煙壺時段最長、品種最多、使用鼻煙壺階層最廣、出土鼻煙壺最為集中、豐富的世界鼻煙壺之都。

    據現有文獻資料統計，清代官方生產玻璃材質的鼻煙壺約達4萬件，是同時期其他材質鼻煙壺總量的2/3。在北京故宮以及世界各博物館、私人收藏家的鼻煙壺藏品中，玻璃質鼻煙壺為最多，顏色也最為豐富，這與受到皇帝的推崇以及材料本身優點有著密切關系。

    清代從自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到末代皇帝溥儀，內務府造辦處玻璃廠從未停止過玻璃器物的制造與生產。玻璃質鼻煙壺亦然。所不同的是，康雍乾時期造辦處生產玻璃鼻煙壺最為精美，嘉慶之後漸漸衰落，這與國運大脈是一致的。而順治朝玻璃質鼻煙壺和其他器皿因實物的匮乏而使得研究無從著落。筆者偶見筒形紅色玻璃壺，底部可見“順治年制”陰刻楷書款，造型簡約飽滿，色彩純正透明，手感沉重。此為至今僅見的順治時期玻璃質煙壺;它的確鑿時代由於無從比較，研究亦受到了客觀的限制。雍正是《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所稱《清檔》)的啟始源，直至宣統三年(1911年)。從《清檔》記載得知：雍正朝在承繼康熙朝單色玻璃、畫琺琅玻璃、套玻璃、刻花玻璃、磨花玻璃、灑金玻璃等品種基礎上又增創了描金玻璃。上述品種玻璃煙壺至今尤可得見。單色玻璃鼻煙壺的制作材料又以國產與進口料區分，國產料往往以吹制的工藝為常見，而進口料且多以磨硯制玉工藝制成，工藝復雜，造價高昂今不易見。而這些因素恰恰形成了對清以前玻璃制作工藝的繼承與拓展的必備條件。

    雍正朝單色玻璃又有“涅玻璃”與“亮玻璃”的區分，即涅者不透明有脂光外溢，亮者透亮也，泛指透明體質玻璃。據《清檔》記載，雍正一朝有單色玻璃30種。如：紅色、大紅色、亮紅色、綠色、深綠色、豆綠色、淡綠色、松綠色、假松石色、翡翠色、白色、月白色、亮白色、葡萄色、黃色、亮黃色、金黃色、橘黃色、酒黃色、藍色、深藍色、亮藍色、天藍色、雨過天晴色、紫青色、天青色、金珀色、黑色、蜜蠟色、琥珀色等。上述30種顏色玻璃質鼻煙壺傳世品大部分有之。從北京出土品亦偶可得見。有學者據所見實物認為：“故宮以外世界各地收藏的清代單色玻璃器約不超過500件”?或有一說：“康熙年間成功燒出的白、黃、紅、紫等多種單色玻璃鼻煙壺僅見文獻記載，而今已無實物遺存。”這一結論是否可信，尚有待進一步結合民間藏品調研論證。但應當肯定地說，康雍乾三朝玻璃制品尤其是創燒雍正朝的進口玻璃質煙壺的稀貴是等同人們熟知的官、定、哥、鈞、汝、元青花稀罕的。而清宮造辦處生產的玻璃胎畫琺琅鼻煙壺出現在不晚於康熙五十五年，玻璃胎畫琺琅的成功又促進了金屬胎和瓷胎的研制。隨著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皇太後的去逝，有學者認為：康熙畫琺琅中的黑字款系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之後到五十七年所造。康熙五十七年奏准武英殿琺琅作改歸養心殿。目前已知的康熙朝玻璃胎畫琺琅的實物僅現藏香港徐氏藝術館的畫琺琅小杯。杯體系用不透明白色涅玻璃制成，外壁有四個圓形開光分別繪有月季、牡丹、菊花、荷花四季花卉。開光外延繪團花紋，杯底署藍色“康熙年制”楷書款，外為內細外粗的雙欄框印章形。此杯為後修復殘器，此前，所知最早的玻璃胎畫琺琅實物是台北故宮收藏的雍正款綠地竹葉紋鼻煙壺。關於雍正朝玻璃胎畫琺琅鼻煙壺的制作情況，《清檔》中有詳細記載，如：

    雍正元年，正月初九日。怡親王交紅玻璃燒琺琅油婁式鼻煙壺一件。

    雍正五年，琺琅作，閏三月。做得玻璃燒琺琅鼻煙壺十六個。

    雍正六年，琺琅作，七月十二日。做得玻璃燒琺琅節節雙喜煙壺一件。

    康熙朝玻璃制作工藝的另一偉大創新就是套玻璃的燒制成功。所謂“套玻璃”俗稱“套料”。是指由兩種以上顏色玻璃套色雕裁成的器物。制作方法有兩種：一是在單色玻璃胎上滿罩與胎色不同的另色玻璃，之後在外層玻璃上雕琢花紋;一是用經加熱半熔的色料棒直接在胎胚上塑作凸起花紋。套玻璃是玻璃成型工藝與雕刻塑繪相結合的創新產物，也是玻璃工藝史上的中國發明。可以想象，套玻璃工藝的創新最初源自康熙朝宮廷玻璃廠，經雍乾發展弘揚，而後擴展傳播到民間。所憾的是，官方收藏的康熙朝套玻璃器實物迄今未有實例發現。《清檔》中有對雍正朝制作套玻璃器的零星記載：

    雍正三年，玉作，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監張進喜交葡萄色八角玻璃鼻煙壺一件。傳旨：照樣各色燒些來。欽此。於四年二月初十日做得套藍螭虎鼻煙瓶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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