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古代“器”物，除了青銅器，還有更為古老、更能代表中國文化與中國人精神的載體——那就是玉器。玉器和青銅器一樣，都是中國的國粹，它們都代表了中國古代最高的國家藝術，是古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集中體現。器是什麼？

    許慎在《說文解字》記載，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簡單看字面並不能了解器的重要性，所以清代文學家段裁才注釋指出，在古代社會，“器”是一個家庭全部的家產，非常貴重，所以要用狗來看守來防止丟失。按照這個理解，器就跟“貴重”緊密聯系在一起。而自古玉器就是貴重之物。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有很多，和氏璧可以用10座城池來換；傳國玉玺被各個朝代的統治者視為國家政權的象征；《左傳·成公二年》裡把玉“器”上升到國家政權的高度：“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宋代詩人范成大在《信筆》中談到：“山中名器兩芒屩，花下友朋雙玉瓶。”這些都印證了玉器無法比擬的寶貴價值。

    玉器與玉德

    中國有著7000多年的用玉歷史，各個朝代都沒有斷絕，傳承有序，是當之無愧的“玉器之國”。中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說到：“對玉的愛好，可以說是中國的文化特色之一，啟迪著雕刻家、詩人、畫家的無限靈感”。也就是說，玉“器”不單純是一件器物，而又上升到人格化的層面。《三字經》裡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這表明人與玉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兩者都要“加工”，否則不成大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經常形容一個人大器、有器識，來表示一個人有才干、有胸懷、有度量、性格寬宏。春秋時期管子、孔子的“玉德”之說家喻戶曉，君子以玉比德，表示人要向玉一樣，追求“成器”之道。《管子·小筐》裡說道，“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中記載：“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可見，人成器，與玉成器一樣，是中國古代文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玉“成器”之路的變遷中國玉文化有很多含義，在遠古時期，玉器的文化內涵原初是”通靈”，古人形容為“靈巫以玉事神”，也就是說玉器是人與神溝通的器物。周朝是中國禮玉文化的巅峰，玉被賦予了詳細的用途與功能，《周禮--春官》中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周禮·春官》記載：“周制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谷璧，男執蒲璧。”後人把它提煉為“六器”與“六瑞”，代表玉器象征著國家最高的等級秩序。

    不同時代，玉器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漢唐宋元明清，各個朝代都有不同的特征，值得一提是“乾隆工”的出現。公元1755年至1760年，清乾隆皇帝平定准葛爾叛亂後，和田玉內運的道路被打通，這件事對於中國宮廷玉器的制造，有著極大的意義。從此以後，新疆和田玉從開采、運輸到制作，也進入了一個全盛時期，這時期創作的和田玉，成器眾多，從爐瓶、壺鼎，到實用的玉盤、玉碗，還有大禹治水山子、會春九老山子等大型擺件。這時期的工藝，用料考究，做工精良，既有古代傳統的延續，也顯示出宮廷皇家的氣派，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還深深影響了民國時期和建國後玉器的制作。

    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的逐漸穩定，我國的玉器制作主要由國營玉雕廠來承擔，當時有“北工”和“南工”之分，南工又細分為了“海派”、“揚派”和“南派”等，北工主要受清朝宮廷制作的影響，創作出的玉器莊重古樸、穩重大氣、做工精細，特別是民國時期就已成名的“北玉四怪”：潘秉衡、何榮、劉德瀛、王樹森，技藝尤其精湛，他們創作出眾多傳世的玉器，如白玉花觚碧玉鸠，碧玉大方罍，瑪瑙俏色五鵝，“岱岳奇觀”、“群芳攬勝”、“四海騰歡”、“含香聚瑞”翡翠四寶等，至今仍可堪稱“國之瑰寶”。

    當時創作的作品基本都是器皿類的大件，這既是出口創匯的需要，也是體現玉雕技藝的最好證明。在那個年代，玉料本並不充裕，所以“量料取材，因材施藝”，是每一位玉雕工作者在學徒時都會聽師傅傳授的“八字真言”。其實，這也是玉雕工藝最傳統、最核心的原則，跟中國千年以來的玉器制作的要求一脈相承。